刚刚看完《投资者的未来》，写点总结和感想。

股神巴菲特一直宣称，股票投资的奥秘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寻找被市场低估的好公司”。这一流变，传承自他老师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

但在中国，宣称“价值投资”的一派，似乎只重视寻找好公司，而忘记了市场估值。“好股票随时都可以买入”，成了本轮牛市最常在媒体出现的投资建议；“PEG合理”也成了最常见的推荐理由。

但同样是这些专家，在股市暴跌50%以后，转口开始提醒投资者注意“股票风险”，甚至纷纷建议投资者将资金转移向黄金、债券等所谓“抗通胀”后“保守”投资领域。

真理不会如此反复，事实究竟如何？西格尔《投资者的未来》对当下股市，更显指导价值。

一、股票是最佳投资 投资者拥有光明的未来

西格尔分析了美国过去两个世纪（1802－2003年）股票、长期政府债券、票据、黄金以及美元的累计收益率（包括资本利得、股利和利息，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其结论是：在过去200年这一时间跨度中，剔除通货膨胀后的股票长期年均收益维持在6.5%－7%之间，远远超过其他投资品（同期，债券实际收益率3.5%，票据等货币市场工具为2.9%，目前市场寄予厚望的黄金仅有0.1%）。这个接近7%的长期实际股票收益率也由此被称为“西格尔常量”。

更出人意料的是，历史数据显示，股票不仅具备了更高的实际收益率，同时还拥有更低的长期风险，而且时间越长，风险越低。

这个奇特的现象，在于通货膨胀对债券等投资品收益的腐蚀。股票由于具备及时反映实体经济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抗通胀的能力。

后来的研究者沿着西格尔开创的路线前进，《乐观者的胜利——101年全球投资收益》一书对美国以外的16个国家进行研究，其结论也支持西格尔的结论。

很显然，具备更高长期实际收益率和更低投资风险的股票，应当作为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的基石。

二、市场价值不同于投资收益 谨防“增长率陷阱”

股票当仁不让成为长期投资的基石，但简单的“购买-持有”策略并不能给投资者创造应有的收益。

“寻找被市场低估的好公司”基本成为共识，但诸多实践已经给足够多血的教训。 “增长率陷阱”就是其中最常见误区。“价值投资之父”格雷厄姆曾明确表示，“明朗的发展前景并不意味着能为投资者带来明显的盈利”。

所谓的“增长率陷阱”，就是投资者过于追求增长率，而或略了估值因素的影响；投资者对高增率的过高期望，导致了高增长股票过高的估值。西格尔指出增长率并不能单独决定一只股票长期收益的高低，只有当增长率超过投资者对股价过于乐观的预期时，高收益率才能实现。同时还要注意的是，高增长的持续时间总是有限的，而投资股票的最好方式却是长期投资，因此，过高的估值最终只会带来相对较低的长期实际收益率。

那么什么才算过高估值？市盈率是衡量市场预期水平的最好指标，高市盈率意味着投资者预期该公司的利润增长率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历史数据显示，高市盈率的股票收益低于低市盈率的股票。

总之，“市场价值不等同于投资者收益”，不管泡沫是否存在，定价永远是重要的。那些为了追求增长率舍得付出任何代价的人，最终将会被市场狠狠地惩罚。

投资明星彼得·林奇如此表述他对高增长概念股的警惕：“在选择投资领域时，我总是更青睐那些萧条的而不是繁荣的产业。” 被视为衰落公司的石油、食品和烟草巨头给投资者创造的美国历史最高收益率，再次证明了这群有共同识见的高手的高超眼光。

当然，“增长率陷阱”不仅适用于个别公司，对国家也同样适用。比如1992年～2003年的中国和巴西。

作为高增长表象的，还有一个高资本支出率。高资本支出率常常被作为“高增长概念”，很多职业分析师给与高资本支出过高的期望，西格尔则称此为“高资本支出陷阱”，其原理和弊端与“高增长陷阱”基本一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早已证明，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在于高的资本支出，而在于创新、发现、观念革新甚至只是对旧想法的清晰化。对高资本支出的期望，最终往往只是一种“合成谬误”。

三、股票投资策略：指数化投资+DIV法

西格尔在本书中没有介绍详细推理过程，但给出一个结论，即指数化投资是最好的股票投资方式，尤其是进行国际投资的时候。在指数化的基础上，他提出了“DIV投资法”（D：股利。I：国际化；巴西案例证明外股股票的投资能够抵御币值发展。V：估值）。

此外，西格尔还专门强调了股利的重要性，股利的再投资更是“熊市中的保护伞”和“牛市中的收益加速器”。

该书引用Robert Arnott的话称，“股利不仅在通货膨胀、增长已经价值水平变化中起到缓冲的作用，还能降低通货膨胀、增长已经价值水平变化的综合影响”。

美国的数据还揭示股利再投资在长期投资中的重要作用：从1871~2003年，除去通胀因素，97%的股票投资收益来自股利再投资，只有3%来自资本收益。

四、西格尔投资观点小结

1.对投资者而言，表现最好的公司来自拥有知名品牌的日常消费品行业和制药行业。西格尔通过对1957-2003年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的数据分析，找出了长期投资中成为赢家的三个部门，它们是卫生保健部门、日常消费品部门和能源部门。前两者占据了标准普尔500指数20家最佳幸存公司90%的名额。

2.寻找伟大公司，首先要理解投资者收益的基本原理。西格尔得出的投资者收益的基本原理：股票的长期收益并不依赖于实际的利润增长情况，而是取决于实际的利润增长与投资者预期的利润增长之间存在的差异。投资者对于增长的不懈追求——寻找激动人心的高新技术、购买热门股票、追逐扩张产业、投资于快速发展的国家，常常带给投资者糟糕的回报（西格尔教授称之为“增长率陷阱”）。显然，增长率陷阱是投资者通向投资成功之路上最难逾越的一道障碍。

3.大部分表现最好的公司特征：1，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市盈率；2，与平均水平持平的股利率；3，远高于平均水平的长期利润增长率。

4.表现最好的股票名单中找不到科技或电信类公司的名字。

5.投资市盈率最低的股票，投资于增长预期较温和的股票的投资组合，远远强过投资高价格、高预期股票的投资组合。

6.准备好为好股票掏钱，不过要记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在任何价格下买入”。

多余的话

本书是和同《金融心理学》同看。

书中引用了萨缪尔森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口不断增长的民族是史上最伟大的庞氏骗局”，值得中国投资者警惕。

书中还有段小插曲，将人类历史上是如何“遗失知识”的。由于传播范围的限制和人群的相互隔绝，人类很长时间内对许多重大知识总是“继续重新发现并丢失”。但在传播完全不成问题的今天，“这次繁荣肯定不同以往”的自以为是还在继续。

ps：尽管巴菲特推荐“投资者应该认真学习西格尔的新发现和新思想”，巴菲特的老搭档芒格却不以为然（我猜是因为本书上下两半的明显脱节）：
Question: Jeremy Siegel had some ideas in his second book. How would this impact your investment strategies?
Warren Buffett : It didn’t.
Charlie Munger : I think he is demented.
Warren Buffett : He is a very nice guy Charlie.
Charlie Munger : He may well be a very nice guy, but he is comparing apples against elephants in trying to make accurate projections."
　　(2006 Berkshire Hathaway Annual Meeting)

一群年轻留学生的梦想
　　1980年，我到美国读书，先在纽约皇后学院学习政治和国际关系，后来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金融。
　　哥大国际金融专业实力强于哈佛，很多大人物都在我们系执教。学习之余，我在《华侨日报》开设了经济专栏，主要写美国如何看待中国。那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由农村转入城市，中国社会正发生剧烈变革。我以留学生和记者的身份关注这场变革，并准备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做些实事。
　　留美期间，我们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攻读商科的学生。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很强，都希望能为祖国做点事情。
　　CBA人才济济，包括高西庆、李青原、王巍、刘二飞等活跃分子。CBA在国内青年中也产生了影响，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等，与CBA都有联系。当时，北京还有一个青年经济学会，周小川、马凯、楼继伟、宫著铭都是会员。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有三个要素市场：劳动力、原材料和资本。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资本奇缺，因此，建立资本市场的任务很紧迫。这些青年学者早就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跃跃欲试，探讨时一拍即合。我们称自己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能到场的每月小聚一次，热情畅议建立资本市场。
　　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纽约股票交易所录用，在经济研究部作分析师。1987年的10月19日，我目睹了纽约股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暴跌。
　　1988年3月，我和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八人合作，写成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是我们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提出的设想。
　　可是，上世纪80年代，别说股票，连股份制企业都少见，更别提《证券法》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还处于拓荒阶段。我们认为，应当考虑三五年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并未雨绸缪地建立资本市场，为从内资企业参与，到合资企业参与乃至国际企业参与这一必然过程准备条件。
　　当时，高西庆在华尔街上有名的Mudge Rose律师事务所作律师，我在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工作。但是，当老板表扬我工作有成绩时，我感到不是很舒服，我心里在想：我在这里干，到底是为了什么？根据我从小受的教育，我觉得还是应当回去，利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做些工作。我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老板，时任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经济师罗杰·库巴里奇也对我说：“王，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
　　因为知道事业的艰难，我和高西庆都没拿绿卡，自绝后路。
　　1988年6月，我回到中国。刚开始确实很难，要游说体改委、政改办，还有一些大公司，复印、查资料、开会，高西庆都得自己掏腰包。俩人一人一辆自行车，东骑西骑，四处奔波。幸好是在美国认识了张晓彬，他当时是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赞助了我们十万元。
　　我觉得，人往往是被预期所趋使，开始想难点好，说不定末了事儿就成功了。所以，我俩痛下决心，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他在东边修自行车，我在西边卖包子。
　　

“万寿宾馆会议”　 
　　1988年7月8日，康华副总贾虹生找我，让我第二天跟着他去开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因为我从华尔街回国，他们希望我到康华工作，此前多有接触。
　　贾虹生让我参加的正是“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议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后来被称作“万寿宾馆会议”。这个座谈会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此外，更为积极的是官办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中创、中农信、康华等公司。
　　座谈会由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人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人称“大宫”）主持。人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他当时主持金融体制改革。
　　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还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等刘鸿儒来的时候，大宫拿着一份《人民日报》，读了一下邓小平的这段话。他说，现在有一份“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今天大家就来议一下。
　　这份方案是中农信的王岐山和中创的张晓彬发起，其他几大信托投资公司参与起草的。张晓彬念了一下这个方案。客观地说，方案是粗线条的，大致是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设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时机已经成熟。
　　接着，贾虹生等人开始发言。
　　当时中国人还不懂股票，大家从马克思“如果没有股份制，就无法想像美国南北大铁路能建设起来”的论述寻找理论依据。此后很多年，大家还在苦于、忙于为在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寻找理论依据。
　　最后，他们让我谈谈想法。因为我在留学时就编写过前面提到的设想。我从专业角度说明了，资本市场应该建立了，又谈了建立资本市场的意义，因为资本市场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搞资本市场，企业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会计制度改革等相关改革都会被带动起来。我还介绍了一下证券监管体制。
　　人民银行体改办蔡仲直博士是从德国回来的，接受的是德国全能银行的思想，还就监管问题和我发生了一些争论。
　　最后，刘鸿儒作了总结。他说，资本市场一定要开始研究了，但是，此事非常重大，建设证券市场因为存在理论障碍而显得特别敏感，此事在国际上将引起密切关注。他说，此事人民银行也做不了主，需要上报中央。他建议我们写一份更详尽的报告，上报中央，由中央决定。
　　可以说，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了。
　　
撰写“白皮书”
　　散会后，中农信的总经理王岐山作东，请大家到中农信吃饭，又是一阵热议。极其敏锐的王岐山意识到此事意义重大，值得花大力气推动。
　　当时，交易所建在何处，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一拨人建议设在北京，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发展相当滞缓，而北京是政治、经济中心，也可以建成金融中心。建在北京是主流的意见。
　　接下来就议到由谁来写报告的问题。王岐山就坐在我旁边，他向贾虹生建议，“别让波明去康华了，让他参与起草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吧。”他说的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
　　编写工作涉及经费、场所等问题，张晓彬表示，这一切都由他们来负责解决。
　　接下来，我们就日夜兼程、快马加鞭地起草白皮书了。
　　“白皮书”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等于设计了一个关于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
　　张晓彬专门派许小胜为大家提供交通、资料、经费等方面的服务，把大家照顾得很好。同时，我们继续游说高层，阐述建立证券市场的必要性。
　　后来，周小川也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来。
　　编写这份“白皮书”，我们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我参与了编写工作，并负责从技术操作层面作出论证。我们还列举了建立证券市场应具备的其他硬件条件。我还在家里画了一张证券交易体系、程序的说明图。

走进中南海
　　我们的“白皮书”通过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转给了国务院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后来由吴明瑜提交到中央高层，赵的一位秘书也从另一个渠道做了工作。赵的批示很快就下来了，大意是，希望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我们汇报。当时，赵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是副组长。
　　1988年11月9日早上9点，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30多人。
　　参与作汇报的是张晓彬、高西庆、我和周小川。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点10分。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种种问题。
　　张劲夫开头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条件是否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周建南询问中小企业股票上市情况。我就进一步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
　　张劲夫又问：“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周小川回答说：“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项怀诚也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
　　吕东问：“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与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股票上市有何区别？”高西庆用以色列国营企业上市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做法作了解答。
　　姚依林问：“还有一个问题，即股份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我赞成股份制，但要弄清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与现有企业的关系，这里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企业不透明的话，股份制实现不了，需要评估才能上市。”对此，张晓彬作了回答。
　　周小川提出：“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对于管理，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
　　高尚全说：“年轻人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证券交易所是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公有制情况下，怎样搞交易所？我们基础工作差，市场发育差，竞争不充分，价格不合理，管理水平不高，要加强基础工作。搞交易所可能产生问题，如投机、市场波动等，总之，到底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们心里没底。要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是由体改委牵头还是由人民银行牵头？”
　　张劲夫说：“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姚依林此时插话说：我也是积极分子。）我多年思索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作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姚依林紧接着说：“要紧锣密鼓地搞。”
　　 最后，姚依林说：“我对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他表示，此事现在看来不成熟，但看来又是不得不干。
　　会议气氛是很活跃的。大家畅所欲言。我记得，就其牵头部门一事，金建栋希望由人行牵头。姚依林打断他说，人行负责的事太多了，还是由体改委志文同志牵头。金建栋仍有异议，但再次被姚依林打断。这时，项怀诚发言说，非常同意由体改委牵头，并认为这样较公正。这样，姚依林拍板，有关证券市场的研究和筹划工作归口到体改委。
　　姚依林还采纳了张劲夫的建议：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同时，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这对我们来说，相当于拿到了尚方宝剑。
　　走出会场，我们的心情激动得不得了，真没想到，这样重大、复杂的事，就这样确定了！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在留学时的设想得以迅速进入实施阶段。大家找了个餐馆，高高兴兴，庆祝了一番。

蓝图成真
　　因为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要求我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这就需要一个机构来具体操作。
　　1989年1月15日，中创的张晓彬和中农信的王岐山等在北京饭店召集了一些大信托投资公司、产业公司的负责人开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会议最后确定，与会的九家公司，每家公司各出50万元人民币，组建一个民间机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这家机构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本来， 我们是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跟中央也是这么汇报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都在北京。后来，由于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是几千亿，对于解放以来收入大部分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联办”的宫著铭向朱市长写信建议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当时，银行资金流动限得很死，要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
　　他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向朱镕基介绍了资本市场，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并表示同意。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行的人呢？“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告诉朱镕基：“我们这儿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很爽快地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问题。”
　　1990年初，“联办”就投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中。建立股票交易所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择。好在即使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没有人给这个工程设限。
　　上海市政府决定，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他们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而后三人小组给朱市长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上海人行的王定甫任组长，联办的章知方为副组长，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报告中，三人小组建议，由上海市牵头，请“联办”的同志协助，朱市长还专门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合作。
　　1990年12月1日和1990年12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举行开业典礼。
　　在帮助上海、深圳筹建交易所的空余时间里，“联办”又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该系统于1990年4月25日向国家体改委提交报告，当年11月就实现了国内六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
　　1990年年底，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STAQ相继投入运营。至此，以“两所一网”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大方向是对的。另外，对于中国改革而言，资本市场的创立突破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它遵循“拿来主义”，借鉴了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起点很高。“白皮书”关于资本市场结构的设想，现在基本上都实现了。■

王波明：时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副总干事，现任SEEC总干事

中国凸现停滞性通胀阴影 雪灾加剧悲观前景

路透北京1月30日电(记者Simon Rabinovitch)---暴雪侵袭和全球经济低迷给中国经济造成比预想更为严峻的挑战，使中国在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也面对通货膨胀的威胁。

这套连环威胁不禁令人质疑中国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政府需要高度警觉保证经济不会脱轨。

中国近几个月来打出一系列货币紧缩组合拳，包括控制银行信贷，允许人民币更快升值，这些为通胀压力开出解药，但可能会恶化增长放缓局面。

“政府可能面临收紧过度的两难困局，”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经济学家王涛表示。“政府非常很清楚，如果外需进一步疲软，他们可能相对迅速地放宽控制，”她表示说。

经济学家称，在冰雪导致食品供给不畅的形势下，原本认为去年已达到顶峰的通胀幅度，将会再度跃升至11年来最高点，CPI同比增幅至少达到7%。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疯狂涨势，在今年可能比2007年11.4%的增幅稍有放缓，因美国经济的低迷可能拖累中国的出口。而过去一周罕见雪灾天气导致工业腹地能源短缺，则可能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期中国经济今年的增幅为10%，分析人士中最悲观的论调是稍低于9%。

那些都很难称之为灾难，但部分经济学家表示，当中国的城市将没有能力吸纳数以百万农民工的时候，中国经济可能才接近痛点。

“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中国可能陷入停滞性通膨， ”北京大学金融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

停滞性通胀是指发达国家曾在1970年代因石油恐慌而遭遇的经济停滞、而物价上扬局面，但佩蒂斯表示，9%的增幅对中国而言已经算很低了。

“在中国，经济滞涨的定义是指在某一增幅下，就业率已不足以吸纳新增劳动力，”佩蒂斯说。

移动性目标

中国在新年来临之际宣称，经济核心任务是预防经济过热，同时保持稳定增长，控制通货膨胀。

他们的预想是，现有的一套政策--较高利率、人民币逐步升值、放缓信贷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

但经济难题的堆积，可能迫使政府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间作出两难选择。截至目前，中国政府的论调是努力遏制通货膨胀。

政府担心食品价格飙升可能加剧民众的不满情绪，因而采取一系列价格控制措施，这是中国政府逾10年来对食品市场最强力的一次干预。

然而较为黯淡的经济增长前景，可能改变中国政府的小九九。“如果真的出现增长放缓，失业问题可能成为头等大事，”佩蒂斯说。

很肯定的是，中国经济在陷入高通胀和低增长的泥沼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际上，部分分析人士很有信心的认为，中国通胀在2008年下半年会有所缓解，而美国经济的复苏会缓解中国的出口形势。但严寒天气导致交通瘫痪，数千工厂停止生产，已经令这一良好预期蒙上阴影。

“我们怀疑中国的工业生产的马达能够迅速重启，在今年第一季，出口可能会尤为疲软，”兴业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Glenn Maguire在研究报告中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则密切关注最新一轮信贷紧缩政策的成效。去年第四季信贷增长急剧下降，部分公司已报怨难以筹集资金。
由于货币紧缩的政策来自于中国政府最高决策层--国务院的要求，央行要缓解这一政策颇有难度。

“面对中央政府的要求，央行能采取降息措施的可能微乎其微，”一位央行官员表示，他要求匿名发表，因他未被授权向媒体开口。(完)

暴风雪让中国经济问题大暴露
撰稿 顾蔚

路透香港1月30日电--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雪,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暴露得一览无遗.这是一场天灾,也夹杂着多年来政策不当而埋下的隐患.国家既然放开了煤价,那就不能压制电价,否则基础价格机制的扭曲,将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的失衡.北京试图越管越多,不仅对解决通胀问题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把中国重新拉回商品短缺的时代.

全国17个省级电网电力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是缺煤.煤价已经放开,市场价格飞涨.而电价依然受国家控制,因为要防止通货膨胀而被压在低位.如果发电要亏损,发电厂当然没有动力这麽做,尤其现在不少电厂已经是上市公司.前一阵电厂不愿多储煤,截止1月25日,全国电煤库存约2,142万吨,不到正常时期的一半.电价依然便宜,用电者就没有动力节电,或者转用其他能源.这就使得大雪一来,用电负荷飞涨,把电厂搞得措手不及.

事实上大雪让电网大面积瘫痪,也和电网公司资金紧张有关.电厂和电网分开後,用于电网改造和建设的国有资金不足,使得电网公司负债率提高,造成电网改造和建设严重滞後.

定价机制不合理已让中国屡屡品尝到"油荒"的滋味,现在又多了一个"电荒".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而限制商品价格,启动临时价格干预机制,并不断提醒和要求企业不许涨价.这些行政手段可能让问题越来越糟,日後难说会出现"米荒","肉荒","棉花荒".

高盛的中国经济学家梁红指出,价格管制是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精神相违背的."政府如果要走回头路,那麽就只能百分之百地回,不过大家答应不答应?"梁红说. "如果要管价格,那麽甚麽都要管.否则放开煤,电要涨价;放了饲料,不放猪价就不行.80年代农民有句话,议价的饲料,平价的猪.谁养猪,谁是猪!"

管制导致短缺

梁红指出,世界上通货膨胀最高的国家是津巴布韦,通胀达到8,000%,就是因为政府不仅要求控制价格,还要求价格减半.美国70年代尼克松总统也限制油价和粮价,结果还是没有能够改变通货膨胀大局.通货膨胀一旦起来,挤泡沫的过程是相当痛苦的,必定要以生产活动的倒退为代价.

不仅是中国,能源和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带动世界上不少国家实行零售价管制的政策,但目前看来效果并不理想.就在中国去年限制方便面涨价的时候,俄罗斯正对部分基本食品采取价格管控,把面包、奶酪、鸡蛋与蔬菜、油等价格冻结于2007年10月水平.

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都知道价格管制的直接结果就是商品短缺,曾几何时,中国买甚麽东西都要凭券.不少经济学家批评说,俄国政府的价格管控措施,等于是回到苏维埃干预市场的时代.俄罗斯2007年通胀水平高达11.9%,当地有经济学家质疑,行政措施是否能够帮助解决问题,敦促中央银行还是采取货币紧缩的政策,来应对通胀.不过,和中国一样,俄罗斯政府也不愿意让卢布快速升值,或大举提高利率.

也有国家采取补贴的方式,比如埃及政府增加面包补贴,巴西政府为了减少物价上涨带来的贫困问题,实施"有条件现金资助"计划.但政府直接向经济注入现金,等于是进一步充盈货币供应,导致通胀的泡沫越吹越大.

追究中国通胀的深层次原因,还是人民币被低估.这导致顺差大量积累,和外国热钱不断涌入.货币过于充裕导致的问题,还需要用货币政策来解决.米尔顿.弗雷德曼指出,通货膨胀无论在哪里,在何时,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不过,中国政策制定者因为国际央行在减息,不敢大幅升息,这就使得他们在处理现在的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显得束手无策,用梁红的话说是"头痛医脚",因为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有动力自己走,对中国央行来说,可选择的手段越来越少.现在世界通胀水平没有到警戒线,但亦值得各国央行关注.

"通胀丝丝甜,似毒药,"梁红说."现在全世界通胀水平不高不低,就看各国央行有没有政治决心来解决问题."(完)

China's fear of inflation
Jan 31st 2008
From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ViewsWire

Efforts to cool the economy may undo crucial reforms

Faced with rising consumer prices and signs of runaway grow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November issued a strongly worded statement vowing to stem inflation and slow investment. At the time market players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it. But as the State Council's increasingly stringent policies show no signs of letting up even in the face of global financial turmoil, players in China's property and equity markets are at last waking up to the harsher reality. In recent weeks both housing and stock prices have started to retreat from their irrationally exuberant highs. Chinese policymakers, however, should be careful of what they wish for. Falling asset prices could bring back an old problem that many thought had been conquered: bad debts in the banking system. Meanwhile, inflation is reviving throwback elements of state economic planning.

Deflating housing prices was not an explicit goal of the party's November statement. But Chinese leaders were clearly worried about the froth in the market. For five years housing prices enjoyed average annual growth of more than 5% nationally, according to Liu Shiyu, a deputy governor of China's central bank. In 2007 the pace picked up even more, with prices rising 10% year on year through October. There were other unwelcome trends. For example, in December Mr Liu revealed that nearly 80% of new housing investment in the first ten months of 2007 went into units bigger than 90 sq metres. These flats are well beyond the means of most ordinary Chinese households. So why were developers building them? The obvious answer was that they were focusing on "investment grade" luxury housing targeted at speculators.

To cool the property market, the government began tightening on all fronts. It raised both interest rates and banks' reserve requirements. It also stiffened administrative controls. In December the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CBRC) declared that the large state-owned banks' lending in 2008 could not exceed the total amount they lent in 2007. In fact, in the case of Bank of China, it was told to extend Rmb20bn (US$2.8bn) less in loans than it did in 2007. For borrowers, authorities imposed higher down-payment require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of major cities rolled out aggressive plans to provide various grades of subsidised housing at below average market prices. A new regulation also required property developers to pay fully for leased land before obtaining the de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ent roving inspection teams to make sure local officials were implementing its myriad decrees.

These measures are having a noticeable impact.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figures on housing prices in December revealed tepid month-on-month growth for much of the country and a decline in formerly hot markets such as Guangzhou, Shenzhen and Wenzhou. As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has dwindled, prices in the key markets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have also stagnated. Investors are now holding their breath to see if these two bellwether cities will witness drops in property prices.

Victims of their own success
Chinese policymakers are, in a way, victims of their own succes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China has enjoyed record current-account surpluses, which have allow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use ballooning foreign-exchange reserves to recapitalise sickly state-owned banks. Flush with cash, the banks have fuelled spectacular rallies in both property and stocks, which have sent even the prices of their own newly listed shares into the stratosphere.

In heated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to lend money, banks have flouted both basic risk-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ey looked the other way when borrowers did not have all the paperwork. Since September buyers have had to make a 40% down payment for a second mortgage. But most banks interpreted the rule as applying only to individuals, and not to households. Thus, a large number of borrowers simply had their spouses or children take out mortgages and kept speculating in the property market. In other instances, CBRC officials discovered that local bank branches accepted false documentation showing proper down payments where none existed. Such lax lending has led to a Rmb1trn increase in housing loans in the first ten months of 2007, or nearly one-third of all new bank loans made during that period. Bank regulators have publicly raised alarm about these highly leveraged mortgages, which look uncomfortably like their sub-prime counterparts in the US.

On the stockmarket front, the CBRC has long-standing regulations forbidding the purchase of shares with bank loans. In reality, though, it is all but impossible to enforce how the money is spent once it leaves bank vaults. And in the great Chinese bull market of 2007, it did not really matter anyway because most people were making a killing on stocks and promptly repaying their loans. Indeed, Chinese banks were indulging their own speculative urges by investing in junk US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As the sub-prime crisis deepens in the US, the Chinese euphoria is beginning to evaporate. Bank of China, one of the country's largest commercial banks, recently admitted that it would need to write off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its investment in US sub-prime mortgages. Although the evidence is far from conclusive, a senior CBRC official admitted at a meeting in mid-January that non-performing loans (NPLs) were showing initial signs of reversing their decline of recent years.

Should China's housing and share prices follow a sustained downward trajectory, a serious NPL problem would no doubt rear its ugly head again. To be sure, China does not seem in danger of plunging into a bank-liquidity crisis. Unlike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have suffered such financial emergencies in the past, China has more than enough bank reserves and foreign exchange to thwart a similar fate. Still, a sudden spike in NPL ratios would reveal to the world that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s far from complete. It would show that, despite their record market valuations, Chinese banks are not in much better shape than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Government orders
In fact, Chinese banks might feel they are by far the unhappier bunch, because they must continue to endure the blunt instruments wielded by bureaucrats in Beijing.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many Chinese banks--and companies--is that they remain state-owned entities which must obey government orders whatever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ir businesses. When the government repeatedly jacked up banks' reserve requirements in 2007, they had to forgo profitable loans and park their money in low-interest accounts at the central bank. What is more, they were even saddled with central-bank bonds which the government forced them to purchase at below-market discount rates. These obligations squeezed all banks' profit margins.

Similarly, despite record oil prices on the global marke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ordered national oil companies to import crude oil, continue refining and sell petrol domestically at mandated prices. Some state oil giants, such as Sinopec and PetroChina, protested by briefly slowing down production. But they ultimately had to obey their government minders' commands to maintain supply. Even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 which primarily engages in exploration and drilling, had to build its own refinery to help the state satisfy the country's soaring petrol demand.

Elsewhere, as food prices gallop upwards, the government has asked state-owned agricultural companies to maintain supply at fixed prices. More recently the NDRC has forbidden large food-processing companies, fertiliser-makers and retailers from raising prices of grain, meat, eggs, dairy products and fertilisers without government approval. No one knows how effective these steps will be in fighting inflation.

今天收到买的书。摸上去感觉很好。

博弈论（经济科学译丛）
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当前社会问题随笔(茅于轼著)
故事 （董桥最新作品）
西方法律思想导论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
凯恩斯传(1883-1946)
公众舆论
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
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

昨天看到了关于《色，戒》的最好影评。回想起来感觉真好。作者是写《古金兵器谱》的王怜花。

到女人心里的路到底通过哪里？ 

耐心和等待是有回报的，终于，我等到了《色戒》的香港版碟，然后，又回头看了大陆版碟。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只有一比，就是足本《金瓶梅》和洁本《金瓶梅》的区别。 

因为近期一直在写《风月无边》，因此，朋友们希望我能写一个关于《色戒》[当然是香港版]性戏的帖子一起分享。试试看吧。 

李安总共在《色戒》里安排了四场性戏。第一场算是学习，共做了两次，第一次是夜里，导演安排的体位是男上位：处女小王在下，有过一次嫖妓性经验的男生小梁在上，小梁采用最传统的传教士体位；第二次发生在次日早晨，这次导演安排的体位是女上位：小王在上，小梁在下，其间有两句对白——男生小梁说：“你今天好像有点反应？”，女生小王说：“我不想和你讨论这个”。在这场戏中，值得注意的要点是： 

1．男生小梁采用最传统、最简单的传教士体位，对比一下，后来的三场性戏中，老易总是采用各种高难度的体位。这意味着什么? 

2．从男上位到女上位的体位变化意味着什么？对比后来的三场性戏中，小王由下位被虐，到侧位交战，再到上位施虐的过程演变，导演有何种寓意？ 

3．其间的两句对白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伏笔，不过更值得注意的：这是所有四场性戏中在做爱其间唯一的对白，其余只有肉体的搏斗、呻吟和喘息，这是为什么？ 

4．做完早晨的第二次，小梁出去后，小王裸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迎向朝阳。这又有何寓意？ 

第二场是小王和老易的遭遇战，地点在一处秘密会所。老易一出手就是SM，撕裂旗袍、皮带抽打、捆绑、强吻、以及后位进入式，这些都是关键元素。不过画龙点睛的是战斗结束、老易走后，镜头推近小王脸部特写时小王的那一笑。这一笑意味深长，但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第三场是个转择，地点在老易家，易太太出门了。这是一场逐步地、正常地变换体位，一起达到高潮的，不像上一场那么狂暴，也不像后一场那么疯狂，最重要的细节是：小王主动热吻老易；完事后小王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给我一间公寓。”

第四场地点在公寓，是最后的疯狂，入戏的第一个镜头所展现的体位就很突兀，一种仰卧的女上位，接着变为背式女上位，重点部分是小王转为标准女上位，并用枕头蒙住老易的头部；老易在最后时刻翻身，以标准的传教士体位获得高潮。最震撼人心的是高潮后小王的失声痛哭、呺啕。

小王和老易在他们的性战争中地位的演变，是他们命运的对称性象征，其间所展现的控制与反控制；人性与道德、政治的强烈冲突，证明了这是一部对人性的复杂做出了深刻思考的影片，是一部至少和《辛德勒的名单》一样伟大的影片。且不管我是否猜出了导演的良苦用心，我要说的是，没有这四场性戏，这部影片是站不住的。所以，大陆版的《色戒》就像洁本的《金瓶梅》一样，失去了其内在的逻辑和艺术张力；香港版的《色戒》则和足本《金瓶梅》一样，是伟大的汉语艺术作品。 

李安的《色戒》也远远超出了张爱玲的原作。张爱玲或许是由于自身的际遇和性别，在处理这个题材时显得犹豫和暧昧，有所遮掩、有所回避、欲言又止，比如她点出了“到女人心里的路到底通过阴道”，却又马上加以否定。而李安则展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勇气、胆色和才华，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昨天写了几句张斌，居然被删了，连个回执和草稿保留都没有。真是扯淡。还是sina博客人性化。

把大意再贴一遍，标题也改了。

今天人们关心的不是个税，谈论的不是股市，而是张·斌和他那近乎疯狂的老婆。夫妻俩那点破事，摆在C-C-T-V，摆在奥运火炬前，就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国·家··机··密。

体育说那是提议主持和中央5套，当然归我；娱乐说这是年度娱乐盛典，我不得不放；新闻也憋不住了，靠，这不上新闻中心还能搁哪？只有财经窃窃私语，人家那老婆可是财经主持人啊，还是个理财硕士……

无论如何，天亮得很快。河。。蟹超过一切。一纸令下，争论再无意义。连huang·se小网站的视频都被搞得差不多了。

PS：

还是那句老话。传播价值比无谓的架子来得重要。

香港靠全球产业转移，靠营营役役，也靠情··色灵感完成飞速崛起。尽管东方好莱坞的光芒渐渐淡去，厚实的根基仍让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

我们也应该在建设扎实内容的同时，在道德底线之上，搞搞新意思，借助情-色、娱乐加速壮大。读者爽，我们也爽。或者说，读者爽了，我们才爽。再或者说，读者的爽，就是我们的爽。

张·斌、胡·紫·微的视频就不附上来了，迟早要完蛋的东西。

从小喜欢看鲁迅，渐渐就染上了刻薄的脾性，总爱用最坏的眼光打量着周围的事物，这次看见号称“中国第一博”的“带头大哥777”也不例外。而且这次心中还充满警惕，因为他说的是股市，而我正在股市里搞点小投资。

带头大哥说他自己不是股神，却是百分百的股市高手：准确预测大盘，推荐暴涨股票，甚至自诩为国内预测资金流向和版块轮动的第一人。

说话底气如此之足，皆因有“博”为证。

于是我打开他的博客。试图了解这个准备请张艺谋打造打造好拿百花奖的名人。

结果自然很失望。因为他的文章简单到只有结论没有分析，同时又太在乎“访问数”了。

为什么说文章简单不好？因为在牛市里，猜测大盘、押宝板块甚至推荐股票成功的概率都极大，辅以一点语言技巧，所谓85-90%的准确率实在是“湿湿碎”。也就是说，牛市当中此类判断基本无法被证伪，也就基本没有价值可言（这也是牛市里“股神”特别多的原因）。比如兄弟在下鄙人我就可以狂妄地说，带头大哥清仓跑人那几下，满仓的我谈笑风生，股市于是大涨不止。

为什么说太在乎博客访问数不好？因为他完全把这作为他炫耀的资本，作为股民对他“股神”地位的背书。如此汲汲于被“认可”和他话语彪悍风格的落差，似乎意味着他在有意识地玩弄某些广告（传销？）技巧。后来我发现他居然还有收费QQ群（他博客中提到了，并全是他人假冒的），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前天看了网易对他的访谈，带头大哥作风磊落，可惜前言不搭后语（尽管明显可以感受到他已经对要说的内容进行过充分准备）：比如说他对投资和投机的辨析，比如说他对自己预测准确率的统计，再比如说他一反博客里纯粹技术派的作风转头崇拜起巴菲特信仰起“价值投资”（实际上他频频预测第二天的走势，而巴菲特说过，永远不要预测大盘走向，因为上帝也不知道），当他把中国股市的可预测性归因于非全流通机制是更是纯粹在扯淡！

如果你承认股市分析（尤其是技术分析）需要逻辑推理，那么你也应该承认逻辑不严谨的带头大哥不可能成为股市高手。发觉这类矛盾的更大作用在于，它们可以证明世界上谎言总是说不圆的。

归根结底，带头大哥就像他批判过的许多“大师”一样，不过是牛市中浮起的一个泡沫，最终也将跟他所预测的林园的下场一样：不到两年必然销声匿迹——当然不是因为他主动去过什么正常人的生活。

然而，带头大哥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完全可以不加理会，他背后那浮躁、疯狂的中国股市才真正让人忧心（谁叫我也有血汗钱在里面呢）：正是无数不学无术而又急功近利的散户的盲目跟风盲目吹捧才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带头大哥”。王晓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如果投资者一味怀着发财梦往股市里砸钱，却不试图运用自己天生的理性来审视股市，那么在PARTY高潮过后，满天下都会是“近乎无事的悲剧”。现今激情澎湃的散户到那时恐怕不是“失魂落魄”所能形容的了。

附注：关于王晓的事迹，网上争论很多，爆料的也不少，各位如果真的准备充当小弟，最好先把这诸多东西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