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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传媒研究》阅读碎片  

2009-07-24 23:20:12|  分类: 编辑修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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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思坤

《南方传媒研究》第17期很不错(第18期6月份已上市)。又得知4月份《南方传媒研究》的网络版上线(http://media.nfdaily.cn),更为欣喜。但想想自己在7月份才知道4月份就有的信息,一些陈旧的知识依然停留在以前,不禁惭愧。

这本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按季度出版的刊物,介于学术研究与业界经验交流之间。这种定位决定其受众面必然窄且专业,媒体从业人员、大学的新闻学教师和部分学生是其忠实读者。每期的话题都很热,观点充满动感与灵性。每次捧起阅读,总有那么一两句令人感觉提纲挈领。在此摘录并经本人加工如下:

 

1、媒体无论形态怎样,核心在运营能力

《名牌》杂志前副主编、激动网执行主编杨雪涛并不认为“全民传播”是对传统媒体的一次清场。他坚信采编队伍持续的专业化、积累的信息生产优势无法被“公民记者”替代。那种担心传统媒体被新媒体替代的忧虑全无必要。理由是:“除新媒体过分强调自己与传统媒体的差异而忽略了共性、从而迷失在荒野之外,新媒体在专业素养上的缺失也导致自己裹足不前。说到底,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争,并非商业模式或时代之争,而是自身运营能力之争。”

 

2、“公民记者”的发挥余地有限

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主任闵大洪拿央视TVCC大火做例子,来具体说明公民记者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快速反应。在个案分析中,他提到一个“80”后青年周曙光,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互联网技术炉火纯青,光Gtalk上就有2000多朋友。

在大火发生不足1小时后,他就通过Google Docs编辑《元宵节TVCC大火新闻专题报道》,该文档不断更新,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才随着周曙光的休息告一段落,随后12点他又爬起来继续更新,速度令人感叹。

不过,本来这件事情是来说明公民记者能量之强大的,但反过来我却看到了公民记者的局限:他们的作用无法持续,往往只有在突发事件爆发初期,在资讯丰富性和时效性上胜过市民生活服务类媒体,但他们的信息抓取能力也仅仅停留在现象而已,不能为读者提供解释性报道。比如央视大火背后显露出的体制腐败等深层次问题,人们无法指望公民记者,一来无专业素养,二来没有薪酬激励,三来更无法律保护,所以依然需要专业媒体记者进行长时间的采访突破(比如《财经》杂志记者欧阳洪亮和罗昌平对央视大火的后续报道)。

 

3、财经市场细分到何种程度了?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战略运营部副主任郭全中显然把《理财周报》当作了自己的孩子,喜爱之情溢于言表。针对市场化媒体经历的市场特点,他有一句话还是蛮有解释力的:“传媒业市场的分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先是经历了公务员市场、市民类市场等阶段,再是财经类、时尚类、生活服务类等大细分市场逐步形成,目前,又出现了理财、生活资讯等更为细分的专业市场。”

郭先生这句话的精妙之处在于:他把“党报”“市民生活报”“专业媒体”用市场定位的语言表述了出来。

财经市场细分到何种程度了?随便到一个报摊浏览一下,就多少有一点感觉:针对公司人的,有《第一财经周刊》,针对中产私人理财的,有《理财周报》和《投资者报》,针对关心产经大势的,有《财经》杂志、《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和《中国经营报》,针对想成为企业家或者关注企业家的,有《中国企业家》、《东方企业家》、《商界》等。

 

4、给自己提问 + 样本有效性选择 + 递进式平衡

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辑陈智峰对财经深度报道的感受有三点给我启发。

第一是给自己提问。通过选题,进行采访前,需要给自己列问题:事件的核心怎样(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影响)?然后开始发散:事件牵涉到的利益方有哪些?类似的事件以前有没有?它对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提醒出人的恐惧感)?以后的发展势态会是如何?拿纸和笔把问题列出清单,如头脑风暴一般集思广益,把读者的疑问全部囊括,才有可能满足读者的口味。

第二是样本的有效性选择。基金话题需要着重找对有效的调查样本,相信在实操中会有更深的体验。

最后是递进式平衡。平衡只是一门技术,谁谁谁怎么说,列出来就算完事,但这样没有悦读感,读者不喜欢读,就是烂稿。递进式就是从表象到原因,由原因进入本质,这就加入了记者自身的思考和价值观,能从更深层次为读者解惑。

这种递进式平衡,必然遵循政经分析法:任何事情都是由游戏规则指导的利益分配,总有一个动力源,总有一个冲突点,谁对谁付出了爱,谁对谁产生了恨,肯定都有理由。

 

5、“网络舆论”的可喜与可叹

《云南信息报》的副总编王雷曾经是采访写作孙志刚事件的记者之一(另一位陈峰,现为和讯网主管网络产品的副总裁),作为签发“躲猫猫”事件的新闻人,他被选作 “躲猫猫事件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全程参与了“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过程。随后网民人肉出其中成员大多为“五毛党”,并对该委员会的正当性提出质疑。

实际上,该“委员会”根本没有法律意义上司法职能,民众对委员会“权力”的过度期盼本身就是法治意识不足的表现,而对委员会的质疑则凸显民粹倾向。

王雷在文章中对5年来“公共安全事件”中网络舆论的表现表达了自己的失望:网民依然青睐“钦差大臣”和“清官情节”,渴望他们的出现赢得正义,前者需要有比地方更高级的权力,代表中央办案,后者需要有正直的品德和无畏阻力的勇气,这显然偏离了法治正义。5年来,民众的法律启蒙依然进程缓慢,这是可叹之处。

然而,正因为可叹,也就出现其可喜之处,即传统媒体依然可以在法治精神培育上引导公众,从而促使事件引向公正合理的程序正义上来,而这是网络舆论无法替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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