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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珂:大萧条时代的人心及其重温  

2008-11-22 11:11:09|  分类: 次贷危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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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隔着一个大平洋,看着另一国度可能开始了它的又一个“艰难时世”(hard times)。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花旗银行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要抱纸箱走人;通用汽车像个孩子,要不到钱之后就开始直接在地上打滚。同时我们自己也不得不心怀忧惧,因为如果这真是1929-1941年大萧条的卷土重来,那么当时始作俑者就没能做到“光荣孤立”,何况全球一体化深入的今日?比财富流失得更快的,是人们的安全感,另一重危机正在很多人的心底悄然蔓延。

为了提振信心,不少论者开始征引罗斯福当年的名言——“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仿佛只要社会心理强韧,一切可迎刃而解,孰不知这句漂亮的修辞之后,还有八、九年的难熬时光。目下社会心理紧张,断非庸人自扰,和金融危机比较起来,失业率增高对社会心理造成的冲击,远过于我们对公众描绘哪怕一个庞然大物的崩毁。

经济危机洗劫的不只是人们的钱袋,还有他们的心灵,假如社会心理耐受的那根神经断裂,经济危机就将无可挽回地变成一场大的社会危机,所以洞悉人们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状态,以求多方纾解,成为不下于经济决策的紧急任务之一,而大萧条时期的社会心理,显然也就成了对今天颇具意义的分析样本。

现实的比对性之一:从冷漠到切身

社会心理可能沿着经济走势呈现何等状况?我们只能通过口述历史较近地贴近当时人们的心理,据特尔凯在《艰难时世:大萧条时代的口述史研究》里所说:有个叫罗杰的人,在接受这位口述史学家访问之前,从未听说过大萧条一词,他的父母都用“艰难时世”来形容那个阶段,有人指出这语汇的差别说明了民间话语和学术精英话语之间的差异,这种解释还稍嫌书生气,在我看来,这种词汇的差异体现了“切身感”。也就是对于那些正在穿越大萧条的人们来说,他们无暇顾及自己正在身处一个将来会被历史学家反复征引的时段,大环境对于他们的压迫只是本能感受,他们正在穿越属于自己的“艰难时世”,对于自身而言,那意味着失业的危险、节衣缩食、失去汽车和房屋、顾虑安全与保障、身份的下降。在这种语汇的差异中,切身感才是最强烈的。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认知在危机的开端都是相似的,最起初人们并无切身意识。因而显得隔膜,这种社会心理的滞后性,在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虽然照勒庞在《乌合之众》里的说法,群体情绪极易被激发和触动,宛如一个易怒的人。但是可以断言,假设一个危机没有进行到直接影响个体生活的层面,那么人们即使感到压力也会无动于衷。在大萧条开端,冷笑话盛行,有笑话说客房登记员会询问客人,“房间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如此尖酸的挖苦还能存在,说明还没有真正压迫到大众神经,但是自1930年以后,这类轻松的笑话就鲜见了。据对当时文化书籍的研究表明,虽然漫画流行,但是有幽默品质的已经淡出,市面上流行《人猿泰山》这样的绘本,类同中国的武侠小说,实属一种成人童话,人们的心理已经不能容忍自我调侃,而沉湎于幻想和希望得到拯救。

这个时侯,社会心理才从表面的应激进入到了深层,人们从最起初的恐慌、激愤、易怒,进入到了漫长的忍耐阶段。我们在今天所需要注意的,就是真的以社会心理为举措依归的话,等到大众获致切身感之后,一切可能都晚行一步了。

现实的比对性之二:柔弱而愤怒的青年

大萧条持续了十余年时间,所以后来才会有像的《大萧条的孩子》这样的专著,来研究大萧条之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所受的心理影响,要达成这样的研究首先就需要时间许可,我们在今天无从作简单的类比以得出预见性的结果。

但是我们可以对处于危机中的青年人心理做一个比对,我们要看到当下这一代的青年人,和大萧条时代的青年人颇为近似,有时候被戏称为蜜罐一代,是在自己成长之际惯享发展与繁荣。他们相信进步主义,相信自己面临的技术主义前景。遥远世代的艰辛尽管通过父辈的回忆和影像书籍的传递,但是没有经历过的就永远隔膜。而见过繁荣时代的他们却被搁浅在退潮沙滩上,愤怒、失望和沮丧将会加倍强烈。

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的研究中,据称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艰难时世而使得他们更为现实、努力以及容易得到心理满足感,而当时处于危机中的青年人并不这样,很多书籍用“柔弱”来形容他们,由于在成长时期的繁荣和顺遂,他们往往脆弱而不坚忍,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今天的青年人由于在繁荣时代感受的竞争压力,心理上早就有了耐受力的准备,但这种压力其实可能起的是负面作用,因为一旦他们无从达到那些关于物质、地位、名望的期求,心理落差就会持续扩大。

这时青年人对政府的期许就开始形成新的焦虑。可以做一个调查,在当下凡是基本达成发展和富裕的国度里,青年人的爱国情绪是高涨的,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安全、保障以及荣耀感,但这都基于国家能够成就他们的隐秘期望,当这种期望被挫伤之后,爱国的情绪就会转变为质疑、失落,形成新的自卑周期。

当我们在无限担心失业人群和底层生活时,要注意青年人像“愤怒的葡萄”一样层涌,假设现在不给这些年轻人制造更多的机会,“到来越晚的失败越有打击力”,对于这些没有忍耐过艰难时世的青年人来说,世界会变得更加令人无法忍受。

显然这种情况也像金融危机一样,并不会“光荣孤立”于美国,对于青年在经济衰退期的心理危机的干预,将会是个世界性的课题,而且我们会发现大家的面临的问题颇为近似。

现实的比对性之三:心灵的国家导师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虽然大萧条之下社会心理承受着深重的磨难,但出乎意料的是它并没有极度变形,就当时的困难而言,甚至可说保持了一种相当程度的健全,因此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一个重要的追问就是,那些蒙受艰难时世折磨的个体心灵,为什么没有汇聚成狂暴的河流?

在缓解社会心理的压力上,纾解的路径非常重要,首先公众需要伟大的指引。虽然罗斯福新政未必有我们推崇的那种效果,但罗斯福本人却很有作用。他和美国人的关系被称为是“爱情关系”,“炉边谈话”,安抚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心灵,假如我们要回答为什么美国人的心灵没有发生重大变异,给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顶桂冠也不为过。

但新的“炉边谈话”出现的可能微乎其微,现在的问题是,奥巴马能成为另一个罗斯福吗?非常困难,原因很简单,首先彼此之间是否互相信任?这是个充满疑虑的时代,奥巴马基于 “美国政治惯有的虚伪”,显然会表示他相信美国人民,但智囊团一定不这么想,谁知道人民下一步会不会信心崩毁而将他们反噬;而美国人相信奥巴马吗?相信“change”吗?不管怎么样,像罗斯福和美国人那样的美妙爱情将难以再现。顺便说一下,在当时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爱情的品质本身就是不可类比的。

但是在危机时刻,一个领袖的安抚作用是必须的,假如奥巴马不能承当这个责任,那么动荡的社会心理将找不到依归,虽然人们无限希望在民智已开的时代,能自主地控制自己的群体情绪。但公众心理始终需要一个强大的指引,就像如果没有摩西,埃及就是无法出走的世界。可以肯定的是各类政治团体和稀奇古怪的主张将再度冒头,就像在大萧条时期一样,无数许下空头支票的团体如雨后春笋,人们被各种乌托邦团体诱惑,他们被诱惑的原因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说:每个人都只看到自己内心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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