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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无聊  

2005-12-06 10:37: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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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法律[i]

 

还是看《素痴集》,里面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借此对比中西文化,思考中国民族的前途。

桃应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篇》)

凡不迷信古圣人的,都会对孟子的回答很不满意,不仅逻辑上,就是道德上,这样的回答也是很成问题的。而要追究孟子的尴尬,应当把他还原到他的时代背景中。

为了便于输理,我们首先把孔子请出来看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篇》)

此间不难看出两点:关于“直”的判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儿子作证其父之罪是被一些人赞许的,而且为当时的法律所认;孔子根据他的伦理观反对上述行为,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不同意见者的微词。

在孔子的时代,社会虽然开始变革,但是各种思想还在相互交锋,在制度上似乎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结果。这一点从子产他们作刑书铸刑鼎所遇到的阻力就可说明。孔子的反对铸刑鼎,一般认为他主张运用法律神秘主义增强法律的威慑力,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是反对向法律这一高效率的统治手段施加僵硬的限制,从而使得统治者无法因时应变。[ii] 无论是哪个观点,法律无疑只是一种实现道德理想的工具。在孔子那里,只有目的(一种道德)与目的(另一种道德)的冲突,绝不会有目的(道德)与手段(法律)的冲突,因为作为手段的法律,在孔子看来是应当服从于道德目的的,把桃应的问题叫孔子解答,想必不至于跟孟子一样尴尬。

我们试把孟子与孔子放在一条水平线上,考察一下孟子如何对待道德与道德的冲突。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章句上》)

果然完全没有了开头那段的强词夺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孟子何以不得不向桃应作尴尬的回答。

孟子当然也是要运用法律来实现其道德的,但是不幸身处战国的他已经无法如孔子般轻描淡写地否定时人的做法,这时候的法律随着时代剧变,已经由附庸上升为一种相对固定的秩序,各国为了在残酷的竞争生存壮大,无不极力推进法律的施行[iii]。孟子终于无法摆脱时代的羁缚,不得不正视现实中强有力的法律,在孟子内心或许已经不自觉地认同了法律的稳定与权威性,于是就出现了法律与道德理想相冲突以至无法取舍的困境。[iv]

这种困境的圆满解决,乃在后来儒家的独尊,并由此建构起延绵两千年的法律系统。在这种系统里,道德如同太阳般荣耀,而法律(特别是其应用)也具备着难以想象的柔韧性,可以随时随地适应道德的不同需要。[v]

 

又:读梁治平《法意与人情·公法》,里面引用了一大堆《韩非子》的话来证明中国古代法的“去私性”。用法的去私性来解读中国固有的“公法”不同于西方的“公法”,从概念辨析上当然没有错,只是分析的时候完全没有表明中国法的特殊性(梁先生是很注重这一点的,可能是篇幅原因没有展开吧),所引的资料也仅限于《韩非子》,实在不能令人信服。不妄再凑一段,看看孟子是不是也有这种“去私”的法律观念。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

在这里,我们何尝看见半点去私的影子,简直是倡导“用私”!翻开舜的履历表,从耕于历山到崩于苍梧,完整地体现了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路径,对象的处置,孟子不会考虑到“公器私用”的不合理性(这“理”只是我们现在的道理罢了),他只是根据儒家的道德观塑造舜作为历史人格的私人道德而已。[vi]这时候所谓的公,只是私的无限放大而已,反倒是“私”(个人)成为社会、思想真正的逻辑原点和基础。所以要理解古代的“公法”观念,就应该尊重“差序格局”这一事实,进而输理其脉络,考察以个人为中心所荡开的波纹社会里,[vii]“公”为何物。

 



[i] 看了点书,下面的东西纯属瞎掰,虽然摆出来的样子很正经。手头除了张梁两本书,再没有别的可查看,文章的立足点都是想当然耳,吹吹风而已。

孟子受其他思想的影响十分巨大(当然还表现在其他地方,如《孟子》第一段受名家的影响显而易见)。由孔子而曾子,而孟子,而荀子,而韩非李斯,真的很有意思。

 

[ii] 我觉得两个观点都是可以成立的。神秘主义有其传统,像仓颉造字而鬼神哭,因为文字泄露了天机,何况孔子还有一句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二个说法的说服力也不小,沈家本就持这种观点,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说,是在中国这个差序社会里,一切的普遍标准都不适用,一定要问清楚对象与本人关系后才能决定采用何种标准。孔子治国政绩斐然,应该是动用了一切手段来实现他的道德理想的。反对刑鼎,孔子本人的说法是:“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iii] 如果说孔子还可以主张,或者在其掌权时随需要任意更改法律,那么孟子时代由于竞争的压力以及法家改革者的推进,已经非常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了(详李悝商鞅等的改革)。

 

[iv] 由于儒家对私人道德的强调,导致孟子把法律和道德混在了一起,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和西方(讲西方是因为我们正在学他,也是因为张先生文章里做了这种比较,但是应当看到西方在这方面也有过一段黑暗时期)解决此种冲突完全不同的故事。把道德和法律置于同一水平线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法律与道德的价值冲突问题,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西方由于划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法律和道德间留下了中间地带,借此缓和许多矛盾,虽然由此产生许多针锋相对的看法,大体上还能在争论中获得最基本的一致性。中国传统上没有这种缓冲,于是出现了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十分可笑的现象:一旦承认了法律的权威,当法律与道德冲突时,便不得不马上做出价值的判断,而且是在二者之间必舍其一,如果一定要两者都保全,只会跟孟子一样尴尬,最后糊里糊涂诡辩了事。

 

[v] 后来两千年里,不避讳是要入罪的,其他“不孝”罪如父母被杀而子孙私自和解皆要治以重刑,因为它们违反道德要求(现代法律普遍禁止自证其罪,或者免除亲属的证明义务,那是从现代“人性”着手,与中华法传统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要求亲属作证,留作笑柄)。

张文就是结合开头引用的那一段痛责中国法律传统中为亲讳为贤讳为尊者讳的三讳传统:“三讳主义是法律的最大仇敌。……给违法的行为以‘道德的支撑’……是法律的尊严的摧毁者”“我们不能容许再有超法律的道德……黑格尔全部哲学的最后结晶,就是把法律和道德合一。”痛责是没错的,开出的药方却有点问题,大概先生没有修习过法律一门吧。

    关于中国这种十分突出的法律特性,我们看一些古代判例就很清楚。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体现了一个外国学者的惊奇。书在家里,没法引用一些有趣的资料。

 

写到这里,思维突然又发散出去了,发现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充分体会讼师的特殊地位。讼师与现代的律师不同,李敬泽把讼师的老祖宗邓析看作是“把法律带给民众并为此牺牲的人”,真是言重了,其号召忘记子产纪念邓析,更是文人的无聊。不可否认讼师的故事一般都很精彩,可是大多是文字游戏,与正义无关。他们的文字游戏为什么能玩得那么有现实效果?当然还是要归功于传统中国制造出来的良好环境:只要紧靠“义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生杀一任己意。仅举一例:

《异辞录》卷二收当时司法官吏奸案判词两则。古法,捉奸成双,格杀勿论,只是须在奸所登时捉获,否则不得引以为例。光绪间,粤中有本夫于妇随人逃后两年,踪迹得之于数百里外,因并杀之者。援例释罪,部员挑剔勿允。幕友改判词云:“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觅不获,乍见即系登时。”部员见而大赏之。立允其请。又,旧案中一女子在楼上,见墙外有小遗者(以阳示之),羞忿自尽死。官欲构其罪,难于无言语调戏,更非手足勾引。一老吏为批曰:“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乃定案。

这些看法,与讼师的人品学问无关,因为讼师毕竟是作为一种职业存在(但一个事实是,讼师实在说不上有什么职业操守,从邓析开始就是这样。自古国人多视讼师为社会祸害,不会没有根据,看讼师的故事,也是以取人钱财为人消灾一类居多)。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要寻找把“把法律带给民众的人”(不论牺牲与否),就应当到外国找(如莫尔),或者在现代中国找(即二十年来为主张公民权利而无端入狱者,如前年周正毅那位辩护律师),他们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良知。

 

[vi] 借此我们可以更好了解孟子不敢叫舜违反法律却一定要他固守孝道的另一层原因:做不了私人道德纯洁无暇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儒家彪炳古今的圣王的。要知道私人道德在儒家思想中具有至高的地位,所谓天下为公,那是墨子的呼唤。

 

[vii] 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花半天写了这些字,晚上又拿书过来看,脸就开始发红,原来书上还有多资料都没用上。转念一想,反正借他人的话写点自己的意思而已,观点都有谬误,资料的残缺更不足提。所以还是斗胆贴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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